1984年是樊迪人生中的一个转折点。11岁的她通过国家队的选拔，成功进入了北京的集训队。选拔赛在北京体育馆举行，全国的年轻选手齐聚一堂。樊迪从上海坐绿皮火车北上，参加了全能测试，项目包括地板和高低杠等，她的表现让选拔教练眼前一亮，特别是在高低杠上的回环动作，干净利落，没有多余的晃动。最终，她成为了黄玉斌的第一个女弟子。那时，黄玉斌已是国家队的骨干教练，培养了不少尖子生，他看中了樊迪的天赋和吃苦精神，决定亲自给她制定训练计划。每天的训练时间长达八小时，早晨热身拉伸，中午做器械专项训练，下午则进行耐力跑和技巧复盘。国家队的生活非常严格，宿舍集体住宿，饭堂统一就餐，樊迪很快适应了这种集体生活，并融入了队伍。

接下来的两年里，樊迪在国家队的训练让她迅速成长。1985年，在队内选拔赛中，她的高低杠项目稳定进入前五名，黄玉斌开始教她一些高难度动作，比如托马斯旋转等。那时体操的评分标准非常严格，满分为10分，动作的完成度和质量要求非常高，一分都不能马虎。1986年，樊迪第一次代表中国出国参加友谊赛，去到了日本东京。在赛场上，她看到了国际水平的竞技氛围，回国后她加强了训练，叶格尔过杠成为她的日常必练项目。14岁那年，1987年，全国体操锦标赛在上海举行。作为主场作战的樊迪，尽管面临巨大压力，但她依然取得了高低杠和跳马的双亚军，并在全能项目中获得了第六名的好成绩。这个成绩让她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全国媒体的报道中，国家队也开始把她当作重点培养的对象。那时，中国女子体操正在从团体竞争向单项争金转型，而樊迪的出现恰恰弥补了高低杠项目的空缺。

1989年对樊迪来说是一个辉煌的年份。16岁的她在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上，凭借高低杠项目的完美表现，获得了满分10分，并与罗马尼亚的体操名将丹妮拉·西利瓦什并列摘得金牌。这枚金牌使她成为继马艳红之后，中国第二位获得女子体操世界冠军的选手。那届世锦赛，中国女子体操队取得了突破，除了团体赛赢得铜牌，还在高低杠项目中收获金牌。樊迪的名字一下子传遍了体育圈。赛后，她获得了国家体委颁发的体育运动荣誉奖章，还被评为全国体操双十佳运动员和国际级运动健将，这些荣誉在当时是对运动员的最高肯定。

1990年，17岁的樊迪继续表现出色。在北京举行的亚运会上，她在高低杠项目中以9.95分的高分获得金牌，领先第二名近半分。团体项目中，中国队也包揽了冠军。那届亚运会是中国体操的一次主场秀，樊迪作为主力成员为中国队贡献了最大力量。亚运会闭幕后，樊迪的名字与李宁、杨威等前辈并列，成为全国观众熟知的体操明星。1990年，她还赢得了国内全能冠军，四个项目的成绩均衡，其中高低杠依然是她的强项，平衡木和跳马也进入了前三名。那一年，她的竞技状态达到了巅峰，身体素质处于最佳状态，技术动作也趋于完美。

1990年底，刚刚获得亚运金牌的樊迪突然宣布退役，年仅17岁，正值职业生涯的巅峰。这一决定在体操圈引起了轩然大波，教练组、上海体校的老同学甚至媒体都无法理解她的选择。官方给出的理由是，她希望回学校读书，补充文化课，因为运动员从小训练，学业进展较慢。但这个解释听起来似乎过于官方，圈内的说法更多地认为，她的退役是因为承受了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。体操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很短，巅峰期也就那么几年，17岁退役看似过早，但对樊迪来说，这或许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定。

退役手续办得很快，国家队为她提供了一笔安置费。她收拾行李回到上海，那时退役运动员的选择并不多，通常要么继续深造，要么转行做教练或从事行政工作。樊迪选择了前者，进入了一所体育院校补习文化课。但不久后，1991年，她南下广东佛山，在李宁体操学校担任助理教练。这一选择让她的户口从上海迁到了佛山，当时户籍政策相对宽松，她办手续时并没有太多考虑。李宁体操学校是体操界的重镇，她在这里教授高低杠的基础动作，偶尔为学生示范。虽然工作充实，但迁户口的决定后来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大坑。随着政策越来越严，佛山的户口使得她无法回上海，也无法享受到当地的福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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